曲绎臣老师离开我们已经近20年了。他的音容举止至今在我的印象中仍然还是那么清晰。1958年辽宁大学正式建校时，化学系几乎是从零开始。1962年曲绎臣老师从沈阳药学院调入辽大化学系，辽大化学系才有了第一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此后，曲老师一直担任化学系主任，直至退休。辽大化学系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以致后来成为辽大理科各系中第一个取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的系，与曲老师在化学系多年的辛苦经营是分不开的。

  曲老师是一位待人诚恳、为人厚道的学者。1963年初我调到辽大化学系工作，一名普通小助教，可是刚来不几天他就亲自到宿舍来看我，向我介绍化学系的情况，又询问生活安排等。他话语不多，前后也就几分钟，却使我感到温暖，感到这是一位温厚的长者。从他的谈话中感到他对化学系的未来很有信心，而且有他的一套想法。那一年化学系的确是热气腾腾、蒸蒸日上，大家都在制定红专规划，参加各种外语学习班，系里在教师中选优重点培养……系里还陆续请来了吉林大学化学系孙家钟教授、北京大学化学系高小霞教授等著名学者来校讲学，系里学术气氛很浓。大家都在抓紧时间工作、学习。其实，那时国家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沈阳是重灾区，生活供应还未完全恢复，但化学系的精神面貌却焕然一新了。可惜这种好势头未能持续下去，紧接着就是下乡搞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再也没有那样的氛围了。大约20年后，1981年我和曲老师一同去南京参加中国化学会年会。我和他住在一个房间，晚上聊天，他谈到那时的情况还是很动情，他说如果按照那时化学系的规划发展，化学系应当早就大不一样了。

   “文革”开始后，由于他是化学系唯一的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又是系主任，当然就既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走资派，当然成为革命对象，被打倒。他家从独门独户的单元住宅被撵出，全家九口人挤在两间筒子楼房。他本人也备受折磨，甚至子女的工作都受到影响。可是曲老师对此非常豁达大度。还是那次在南京，谈起“文革”时的情况和他的遭遇时，他的态度令我惊讶、佩服。我问起他是否受到皮肉之苦，他竟一笑置之，说已经过去了，不提了。的确我从未听他说过“文革”中谁对他使用暴力之类的事情，总是说要向前看，珍惜现在，憧憬未来。

  曲老师是一位拥有深深的家国情怀的人。他像许多中国传统老知识人一样，不论什么环境，总是勤奋工作，以知识报效祖国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追求，执着甚至有些天真。“文革”中他和我们年轻人一样，背着行李长途拉练，下厂下乡接受再教育，从不言苦，还时时不忘以知识做贡献。学校搬迁到高山子劳改农场，“三万亩土地炼红心”。说是“扎根农村办大学”，实为劳动改造。曲老师是劳动不含糊，“办学”也认真，还坚持他的稻田除草剂研究，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教改”做贡献。当时，化学系教师都住在种大田的四队，只有我家是在种水稻的六队，他就将他合成的新型稻田除草剂托付给我，让我在六队做田间试验。我们倒是做得很认真，通过对比实验，证明确实有些效果。报到学校，开始也挺重视，还派记者来采访拍照，热闹了一阵。后来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接着农活大忙季节到来，就无人问津了。

学校从高山子搬回沈阳后不久，化学系教师又被安排到沈阳冶炼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曲老师仍不忘在行李中带几本和化工冶炼有关的科技书，准备在接受教育的同时，结合实际，研究点问题，争取做点贡献。可是，他想不到是，这竟被看着是“尾巴又翘起来了”。结果遭到领导的当众批评。多年后和曲老师聊起这些事，他仍然一笑置之。我佩服他的豁达大度，但心里难免一阵酸楚。

“文革”过去，噩梦结束，曲老师重新执掌化学系。化学系开始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曲老师代表辽宁大学出席1978年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回校后，在转达大会精神的会场上，他满怀激情地号召大家响应中央号召，以教学、科研的优异成绩，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做贡献。1981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当时不少人（包括我）认为辽大化学系条件还不成熟，可以缓一缓再招。曲老师则认为要创造条件，不能等。他立即行动，招进了辽大化学系历史上第一名硕士研究生（编者注：该生叫孔杰），在当时还相当简陋和困难的条件下，他亲自带领研究生进行液晶材料的合成与性质研究并做出成绩。这位研究生毕业取得硕士学位后，考取了中山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进一步深造。曲老师又在新时期为化学系提高办学层次迈出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