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从“文革”开始停止招生六年之后，按照领袖的部署，1972年恢复招生，迎来了首届工农兵学员。当时认定过去17年高等教育是黑线统治，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等教育从方针、路线、教材、教法等等都必须推倒重来。具体到学校，招了学生，就要上课，首先遇到的就是教材问题。17年的“资产阶级教材”显然不能再用了。同时，入学学员以基层推荐为主，并无认真的文化知识考核。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从初一到高三，跨度极大，原有教材实际上也无法应用，普遍反映难以组织教学。在这种形势下，全国教育、科技的最高领导机关——国务院科教组决定要抓教材编写了。在化学学科，他们决定首先从理论性最强，学生一贯反应难学的物理化学教材开始，并将此任务下达当时公认中国理论化学最高水平的吉林大学，指定由德高望重的唐敖庆教授担纲组织编写。按照唐老师的提议，决定由吉林大学化学系牵头，组织东北三省四所综合大学化学系合作编写一部新的物理化学教材，内容涵盖原物理化学和物质结构两门课程内容。随即由国务院科教组向相关院校下达任务，很快就组成了由5名吉林大学教师、4名辽宁大学教师、3名黑龙江大学教师和1名延边大学教师组成的教材编写组，由吉林大学蒋栋成老师（唐敖庆教授“文革”前指导的研究生之一）任编写组组长。辽宁大学参加编写的教师是关在汉、梁春馀、门殿元老师和我。

1973年冬，国务院科教组在吉林大学召开了物理化学教材编写座谈会，会议由唐敖庆教授主持，蒋栋成老师具体负责，会议除编写组成员外，还邀请了有关的地方领导部门、院校的负责人和某些资深教师参加。按照国务院科教组的要求，通过几天的学习讨论，会议形成了“座谈会纪要”，决定要编写一部“打破旧体系”，体现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突出“理论联系实际”的、适合工农兵学员需要的、全新的《物理化学》教材。教材座谈会后，编写组在蒋栋成老师具体领导下，按照会议制定的教材编写计划，开始了总共长达三年（尽管是断断续续的）的编写工作。编写工作按照座谈会的决定，分以下几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全体编写组成员集中在吉林大学，按教材所涉内容分若干专题，每人分工1-2题，查阅文献，写出综述，在全体会议上作专题报告，以帮助编写组成员了解有关学科的发展状况，丰富和更新科学知识。同时，也是为分工编写做准备。第二阶段是组织编写组部分成员赴大庆油田和相关的石油化工企业学习考察，了解物理化学的基本原理在生产实践中的运用。第三阶段是组织部分成员赴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在物理化学教学和研究方面富有成果的高校学习交流，征求意见。第四阶段是正式分工编写，提供初稿。第五阶段由少数人集中统稿、修改、定稿。在当时基本理论被忽视，普遍回避系统理论教学，风行“典型产品带教学”的教学模式，大力宣传清华大学“一把锉刀锉出微积分”的教学经验……的形势下，这一套教材编写计划是很难得的，也是十分大胆的，随时都有被批判、被取缔的风险。现在知道，座谈会召开的时候，正当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国务院开始整顿国民经济秩序，大抓工农业生产和教育、科研等各条战线的整顿和建设。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才有这次教材编写的机会，并且唐敖庆教授等资深科学家的意见才能得以被采纳、实施。当然，在文化大革命那种藐视科学、亵渎文化的大趋势下，这套教材的编写注定是不会顺利的，甚至随时都有夭折的可能。且不说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没完没了，下乡下厂，游行示威，政治学习，批林批孔……没有可能给编写人员提供充足的时间，平静、宽松的写作环境，遇到政治气候变化，还要面临被批判、作检讨的风险。果然，在编写组成员基本完成了各自分工编写的部分，正在要汇总成书之际，来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科学教育战线又成为重点，学科领域也不能幸免。一度趋于平静的化学界又开始对热力学，特别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熵、热寂论，以及分子结构的共振论等进行批判。开始，《化学通报》作为学术争论处理，同时刊登不同观点文章，进行争鸣。教材编写组也由蒋栋成老师撰文阐明观点。后来，据说有人状告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认为编写组的观点有政治（意识形态）错误，姚文元还有批示要进行调查，一时搞得编写组十分紧张，编写工作也无法正常进行。过了一阵，又趋平静，并无下文。大家估计，可能那时因为“文革”数年的倒行逆施，国内各种矛盾日趋激烈，又加上天灾人祸不断，国家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上面已顾不得处理这等“小事”，编写组才能躲过一劫，编写工作得以继续下去。

尽管政治形势严峻、反复多变，条件艰难，编写工作只能断断续续地缓慢进行，但是整个编写过程却都是严格按照座谈会纪要规定的五个阶段一步一步地进行的。辽宁大学的领导和有关部门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始终给与了大力的支持，为了保证写作环境，还在学生宿舍拨了一间较大房间作为专用办公室；化学系则是当着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和培养师资、提高教学和学术水平的极好机会，全力支持。对于编写组提出的要求，总是积极满足，从不怠慢。我有幸参加编写组工作并经历了从编写工作座谈会到教材最后定稿，前后长达三年（当然是断断续续的）的全部过程，虽历经艰辛，也深受其益。

由多人分工撰写的初稿，由于编写人的学术水平、教学经验、文字能力和风格各不相同，尽管大纲、内容都已明确，但要汇编成为系统连贯、前后呼应的教材并不容易。因此，后期的统稿、修改、定稿工作是比较艰巨的。教材编写组决定由吉林大学蒋栋成老师、王国雄老师和我三人负责全书的统稿、修改、定稿工作。我们两次在北京景山后街人民教育出版社集中修改。不知什么原因，经过两次修改、定稿交出的教材，仍然不能付印出版。一直到“四人帮”垮台后，1976年11月，接到人民教育出版社通知，要求立即赴京最后定稿。当时正是唐山大地震之后，北京还处于抗震余波之际，蒋栋成老师和我应召急赴北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间平房里，白天整日伏案工作，夜晚睡在用砖头垫高的木床底下，以防地震，又经过大约两周的紧张工作，终于最后定稿付印。全书最后定名为《物理化学基本原理》分上下两册，1977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部教材是辽宁大学化学系教师参加编写的第一部由中央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教材。由于这部教材的编写和出版，辽宁大学化学系开始走出辽宁，为全国兄弟院校认知和关注。正是这部教材的编写中，辽宁大学化学系的组织工作和参编人员的表现，引起了中央出版部门的注意，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才有后续的一系列辽宁大学化学系教师参与编写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出版物问世。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合作翻译的美国著名化学家F.A.Cotton和 G.Wilkinson的名著《高等无机化学》（Advanced Inorganic Chemistry），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得到全国高校化学学科同仁乃至整个化学界的欢迎和好评。接着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文革后第一部大学化学教材《无机化学》，由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和辽宁大学主编，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展现了辽宁大学化学系的实力。以后，由国内无机化学的权威学者发起并组织编写，科学出版社出版，在我国化学界影响很大，总共十八卷集的专著，《无机化学丛书》也有辽宁大学化学系的吕云阳老师担任编委（包括主编在内，共五位编委），并有多位辽宁大学老师参加编写。这些不仅表现了辽宁大学化学系的教学、学术水平，提高了辽宁大学化学系的声望和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与全国重点大学的合作，通过与著名资深学者一起工作，接受教诲和熏陶，从治学态度到学术水平、写作水平都得到了扎扎实实的提高。这就为辽宁大学化学系的教学和学术进一步提高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为辽宁大学的化学学科走出辽宁，面向全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现在回忆那一段在特殊时期、艰难环境中编写教材的岁月，百感交集，难以尽言。尽管诞生于那个特殊年代的这部教材，不可避免的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难免弊端，并不适合我们今天的教学要求。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在那个轻视理论，拒绝探索的年代，能够写出这样一部有一定的系统理论骨架，有综合应用理论知识于工农业生产实践（例如综合应用化学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理论分析石油化工企业的工艺流程和生产条件选择；应用分子结构和化学键理论讨论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的可能性和难点），还有一定篇幅介绍当时学科最新发展（例如对于讨论化学反应的前线轨道理论以及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理的初步介绍）的教材，也属难得。令我最为难忘的还是以唐敖庆教授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的那种对于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不跟风、不浮夸的科学原则的坚守；严谨的治学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谦虚厚道、热心扶持后辈的作风。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今，辽宁大学化学系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的具有相当教学和学术水平的人才培养基地。我们已经有了当初无法比拟的宽松环境和物质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应当努力奋斗，虚心向兄弟院校学习，加强校际、国际合作，为我国化学学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做出更多优秀成果。